飞机在被雨水打湿的跑道上滑行时，我才开始放松下来。
之前，我一度以为空姐会拍拍我的肩膀，带着歉意微笑着说：“对不起，女士，有个问题。
您和您一团糟、焦躁不安的丈夫得滚下飞机。”
然后我们又要身无分文地在机场滞留一天——这是在机场光滑的塑料椅子上喝着难以下咽的咖啡、坐了十小时后不可避免的想法。
到达戴高乐机场之后，我们坐在一眼就能看见法航托运柜台的地方，离出口就几米远。
每当机场的自动门滑开，就有带着淡淡烟味的冷风扑向我们，可是我毫不在意。
我们的航班还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办理登机，但是我非常迫切地想赶快登机，除非能看到柜台，否则我根本无法放松下来。
马克痛苦地睡了一小时，头向后仰着，张着嘴，像死尸一样一动不动。
我则由于过度紧张而无法入睡，于是拿出那本一周来都躺在背包最下面的凯特·阿特金森[38]的小说，尽量不去怨恨那些排在自助值机设备前、无忧无虑度假的旅客和商人，不过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我把三十分钟的免费Wi-Fi都用光了，却仅仅给母亲写了一封邮件，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并且第二天会和她联系。
直到确信我们能够登机之前，我不想让家人知道我们更改航班的事，不想再出什么岔子。
之后，我便踱着步，吃了一点不新鲜的羊角面包，来来回回地拉着拉杆箱，去卫生间往脸上扑了些水并换了件衣服（尽管有冷风从门外吹进来，在几小时的缓慢煎熬中，我身上的两层T恤衫都湿透了）。
登机口一开放，我便起身徘徊在候补处。
想要挤进飞机的不止我们两个，不过女值机员很善良，假装相信了我们家有急事的借口。
或许马克才是帮我们争取到机会的人。
我已经在卫生间把他的大衣洗了一下，在凝结的动物血块和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猫毛堵塞水池时尽力忍住呕吐的冲动。
然而，他双眼布满了血丝，一副忧虑不安的样子。
他看上去真像一个奔丧的人。
当飞机开始平稳飞行时，我的紧张情绪又缓解了不少。
由于坐在窗边的女士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我的邻座——一位三十岁左右、长着金色眉毛的德国人——便把注意力放在了我身上。
他想聊天，而我需要转移注意力。
他伸出一只手，我轻轻地握了一下，感觉到自己的手掌很湿。
那时我才注意到，我的指甲缝里全是污垢，便握拳把它们藏在掌心里。
“你是南非人吗？”
他问道。
“是的。
开普敦人。”
“啊。
我要去约翰内斯堡。
我第一次去那里。”
他在候补处的队伍里见过我们，便主动提出可以和马克换座位——因为是最后时刻登机，我和马克没能坐在一起——但是我告诉他不用麻烦了。
既然我们安全地离开了巴黎，就不用他来照顾我了。
我怕自己会和他争吵，会质问他：你究竟是怎么了？他把我吓坏了，这种恐惧正在转化成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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