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这句话如果是事实，也不至于掀起对《文化苦旅》和作者的声讨吧？但在上海，这种声讨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国。
按照文章大批判的逻辑，《文化苦旅》转眼上升为“妓女读的书”。
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自己受了污辱，强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洗刷。
但我知道，这事打不得官司。
难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问那个写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个妓女？他一定不会说；再问：是否认识那个妓女？关系如何？他也不会说。
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大声为我辩护，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为此，他还要拍电影来表现。
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但也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
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是突然唤醒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报文痞、情色讼笔。
那个被我绝交的左派编剧更是兴奋，觉得终于等到了给我“写回信”的机会。
他十分内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红，《文化苦旅》既然放在一起，也就成了“文化口红”。
从此，很长时间，批判“文化口红”成了他的主业之一。
随着他，“啃余族”全线活跃。
当时的上海文坛，除了谢晋导演继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外，百岁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辱骂，而他还在听人朗读我的书，我的那些“文化口红”。
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让他们骂去”的遗言，已告别人世。
再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大家热衷关注的，还是妓女、口红，口红、妓女……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事情看来不大，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我看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真的必须离开了。
杨长勋教授没有说错。
其实不止是上海。
妓女和口红的话题如此连篇累牍，全都凭借着官方出版物，上上下下没有出现半句非议。
在这种整体气氛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文化人能够安适地生存下去。
很多国家的华文读者都纷纷来信劝我移民，我和马兰想了好久，最后想到了我与郭宝昆先生讨论过的“文化身份”，止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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