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海市市民在沦陷区中，除了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以及日常杂货发生恐慌之外，其他的情况，尤其在孤岛时期，因为人口集中，可以说繁荣到了极点。
可以说是一面天堂，一面地狱！
有钱人的奢侈生活，也疯狂到了极点。
一般生意人，因为囤积居奇，发财容易，所以也跟着挥霍无度，因此，舞场的生意特别发达，游乐场、书场、电影院、越剧场以及话剧场，场场爆满，这种情况，是天海市有史以来所未见到过的。
孤岛时期之所以能有这般发展，原因是由于邻近战区人口涌入，天海市租界人口比战前骤增两倍还多，从而大大增加了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时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还有天海本市和避难来天海的资本家手中有着大量游资，在币值日益下跌时，唯有购置房地产、囤积物资、开办工厂才能迅速获利。
他们纷纷投资开设设备简单、周转迅速的小型工厂。
资本的利润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还是成倍增长。
另外天海工业品一向质量较好、牌子名气响，不仅畅销于其他沦陷区，而且大量流向后方各地。
再加上欧战爆发，舶来品断绝，都给“孤岛”
的经济带来刺激。
畸形繁荣的突出标志，就是投机事业异常兴旺。
当时货币贬值，物价猛涨，囤积倒卖最能赚钱。
举凡黄金、外汇、地产、证券，以至粮、棉、布、煤，特别是战前依赖进口的物资都成为投机囤积的热门货，都可据此获取暴利，不仅肥皂、煤油、洋烛甚至连草纸、火柴都成了囤积对象，无情地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
因此工商业者都涉足投机市场，投机之风一时极其盛行，在投机浪潮中暴发致富。
“孤岛”
经济的畸形繁荣只是一种暂时的表象。
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掌握在东洋人手中，受制于敌；销往外地的产品，要受敌伪的盘剥；由于敌人的掠夺和破坏，加上投机倒把者哄抬物价，搅乱市场，加剧了市场的紊乱；而广大市民的购买力日益下降，市场日益缩小。
所以，到抗战中期以后，天海租界“繁荣”
景象犹如昙花一现，很快消退，经济走向萎缩。
当时有报纸报道：“由于实际消费者少，囤积者多。
囤积者众，造成一种购买力，但其恶果与生产过剩相等。
终至因国内外局势骤变，一般购买力大减，股票猛跌，所囤之货，纷纷出售，天海沦陷以后表面之繁荣，亦遂崩溃，经营企业者皆谈虎色变，而以停业裁员闻”
。
而就普通市民而言，天海公共租界政府年报也不得不承认：“本年本市工人之收入，大都不足维持全家生活之必需，其生活程度几已降至最低限度。”
拿纱厂工人的生活来说，一个工人的工资收入只能勉强养活一个半人。
6口之家就要有4人做工而且不发生意外，才能马马虎虎活下去。
像这样入不敷出的，纱厂工人中占六成左右。
可见大部分工人都难以维持自己和家属最起码的生活。
抗战期间，尤其是孤岛时期，就天海市面论，因为各处的富翁以及难民纷纷逃来，房屋挤迫得了不得，而游乐、饮食事业都呈畸形的繁荣，当时市民口头上常有一句感慨的话，叫作“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有些人鉴于跳舞场热闹情形，把这句话改成“前方抗战，后方跳舞”
，说起来真是感慨系之!抗战期间，也是天海市民娱乐生活畸形繁荣的时期。
抗战期间，天海的舞场，规模都相当大，一流舞厅，都是自己购地或租地建造的，最着名的如百乐门、圣爱娜、仙乐斯、丽都、大都会、米高梅、维也纳等，皆有富丽堂皇的装饰，尤其是百乐门，舞池的地板是有弹性的，舞客跳舞的时候，更觉得轻松有趣，这种规模是从未有过的。
二流舞厅，数量更多，为大沪、国际、云裳、大东、大华、新大华等，至于三流舞厅多到不计其数。
一般舞厅，都聘有七人以至十余人的大乐队，只有三间小型的舞厅是用唱片伴奏的，一个是南京路上的“小都会”
，一个是慕尔鸣路的“小舞场”
，还有一个是北京路的“胜利舞厅”
。
当时各舞厅的舞票代价，一流的都是一元三跳，二流的也是三跳，三流的是一元六跳，至于小都会和胜利的舞票，一元可跳十二跳或十六跳，惟有同样用唱片的“小舞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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