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
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
拆开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人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
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做出终极回答。
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
。
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民族的脊梁”
，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
，与“古终极”
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
和“肖脊梁”
。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
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
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
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立即解决了。
这就是做官的好处。
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
，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
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
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
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
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
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
“那人现在在哪里？”
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
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
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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