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庐山回到上海，学院的同事告诉我，好像上海人事部门的一个科长找过我，留下了地址、电话，和一个潦潦草草的“齐”
字。
人事部门找我会有什么事？我两次打电话过去，都没有人接听。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照他写的地址找到了高安路的一个门牌号，伸手敲门。
门开了，我眼前站着一个瘦精精的人，但是，那间房子西窗的阳光直射开来，使他成了逆光中的剪影，我看不清他的脸。
他亲热地叫了我的名字，并侧过身来。
这下我看清了，却又僵住了：他竟然是农场里人人讨厌的“齐营副”
！
我敢说，农场难友们对“齐营副”
的讨厌，一定达到了最高等级。
那个漫长的苦难岁月是从他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又要我们脱裤子割尾巴开始的，而又结束在他对美丽的造反派女学生的审查上。
很多男同学都下决心要找机会打他一顿，为此宁肯接受任何处分，可惜很快就离开了，没打成。
他，他怎么钻到了上海，还在人事部门当科长？
我想夺门而去，却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我也讨厌自己。
坐下听我说几句吧，听不下去你再走。”
听他这么说，我看了他一下，却看到了一种非常诚恳的眼光。
眼光很难骗人，稍有伪善也能立即发现，但他今天的眼光里没有。
我坐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先说公事。
你前两年写到北京中央办公厅的很多信，都转回到了上海，这几个月才由我们部门接收。
几位同事看了，都对你非常佩服。
你已经看到，上海市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和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车文仪都已经去职。”
“那没用。”
我没好气地说，“一场灾难的责任，已经搞乱。
几乎所有的文革研究，都不可信。
中央的事我们管不着，我只问民间：我叔叔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严凤英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老舍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把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我怎么一个也不知道？怎么变得似乎人人有份又人人没有责任？”
他没想到我会以这么激烈的口气批评大局，张大眼睛看着我。
我憋在心里的话一旦挑开，再也关不住，不管眼前是谁。
我继续大声说：“还有，我们的对头造反派，最多也就闹腾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八年多时间谁在掌权？工宣队和军宣队。
所有的斗争、审讯、迫害，都是他们在指挥。
但是请问，到今天，全国究竟有没有追究过任何一个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把最长时间里最主要的责任人全都放走了，他们连一个地址也没有留下！”
我还在说下去：“全国学校里几十万宗历史冤案，都是谁揭发的？全国报刊上几百万篇批判文章，都是谁写出来的？怎么一转眼，每一个教师和文人都成了‘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那些揭发，那些批判，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领导干部更不像话，明明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都一批批回到了领导岗位，现在却硬说自己被打倒了十年，把整整五年抹掉了。
那么，在那五年里受他们领导的民众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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