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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他与她第一次相遇。
那时的他，54岁，应该是一个男人饱经沧桑后的年纪。
然而，相反，他这些年的生活却平淡如水、单纯如纸。
他没有结过婚，却在牛津教授中古文学寓意爱情诗的课程，还写了一本书，就叫《爱的寓意》。
也许，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古典伊人足以支撑他的感情世界，他想自己会一直这样单身下去，阅读、思考、写作、教学，平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他没有太多的经历，从学生到老师，栖居在学院的高墙内，一住就是30多年。
这注定他的信仰之路，不是从生活经历开始，而是从理性思考开始，在不断的切问近思后，“就像长眠后自然地醒来”
，他重新回归了基督信仰，并成为著名的护教大师。
他有他的信仰架构，有他的书斋，有他的学术知交和密友，有他的数不清的读者与听众。
也许，这就够了。
那时的她，37岁，应该是一个女子最圆满的年纪。
然而，相反，她这些年的生活却残碎不堪、混沌不清。
她结过婚，却嫁了一个酗酒、有精神抑郁症，后来虽然皈依上帝，却仍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丈夫。
她有很多的经历，年轻时代，出于对信奉犹太教的父母严格宗教管制的反叛，真诚地吹鼓享乐主义以及无神论。
“我认为人是猿猴的后代，道德不外是习俗，生命是电子化学的反应”
；稍微年长，又出于对身边民生疾苦的敏感，真诚地接受共产主义。
“我愿意做我兄弟的看守人”
、“以天下之忧为己忧”
；还担任党刊的评论员，写了许多人道主义关怀的诗歌。
但是，那又怎样？这份信仰甚至对她自己的生活也给不了任何“关怀”
，要忍受酗酒动武和感情不忠的丈夫，要拉扯两个年幼的儿子，要应付拮据的生活压力，还有一身的病，她活得愁苦、忧虑、没有盼望。
“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对上天的帮助茫然无知，对人能逐渐进步失去信心……”
后来，看了他的书，开始接触基督信仰。
她需要很多很多的光，还有爱。
这一路，她走得蹒跚而辛苦。
他们相遇了，一见如故。
接着是持续的通信交流——信仰上的，写作上的；但与爱情无关。
第二年，她丈夫有了新的外遇，虽然，她一直试图挽回他的心，并不愿意离异，但这一次，第三者却是她自己的表妹。
她不得不离了婚，带着孩子，从美国迁往英国。
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陌生的大都会，独自扶养两个孩子，不容易。
他同情她，帮她找房子、介绍工作、出版小说，还给孩子们支付学费。
但与爱情无关。
第四年，她在英国的签证到期，她被迫离境，留在这片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一位英国公民结婚，以取得英国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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