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然就是皇帝率文武群臣暂时驻扎的临时首度，自英宗六年正式定都北京之后，一直都没有取消南京作为首度的合法性，朝廷将其称为“留都”
，即“置官留守的首都”
，时人也称“南都”
。
因为南京是太祖所定之都，它名义上的政治地位重于唐代事实上的“东京”
洛阳，但实际的地位却不如唐代的洛阳。
因为唐代洛阳和长安相距不远，一些皇帝（特别是改国号为“周”
的武则天）曾长期住在洛阳，洛阳因此成为实际上的京师。
设两个都城，皇帝可以朝发夕至，其实所谓“山高皇帝远”
对唐代的两京制度不大。
留都南京对大明朝而言，更具象征意义，然而实际意义不大，崇祯从朱棣在皇明卷宗上的密辛得知，当时成祖皇帝选择北京的原因很多，两京制不过是他的借口罢了。
首先一个，明朝南、北“两京制”
形成后，北京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南京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南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其实崇祯皇帝也觉得该有第二个都城，以备后患，不过六部和那么多无用的官署只是为了留一个备份的朝廷，实在是弊端大而用处小。
并且这最大的一个用处，在历史上的明末却也根本没有用得上。
设想一下，如果大明在只在南京设立一个都城，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持续凋敝下去，很不利于一个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若只设在北京，道理也是一样。
朱温灭唐，经五代十国大乱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竞争变成了南、北竞争。
无论是周武王东征灭商，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两朝依据关陇集团统一中国，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
这些历朝历代的帝王，他们针对西北要重点防范的是游牧民族，即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
，保持根本之地。
唐代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从赵宋开始，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往往是来自北部崛起的游牧民族。
因此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南北竞争”
中最重要的重镇，汉人政权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且国祚不会长久，游牧民族若抢占到手中，则可挥鞭南下，兴盛一时。
朱元璋并非不想用北京做都城，因为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然而当时大明军队刚刚从伪元手里收复大都，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
当时的北京一带，对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大明开国功勋集团来说，是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
崇祯皇帝在密辛中得知，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为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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