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
的说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兴起，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豪言壮语：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
对于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倒有过实践这种豪言壮语的机会。
1970年，我在云南插队，离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
有不少同学已经过去了——我有个同班的女同学就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我也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
过去以后可以解放缅甸的受苦人，然后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
有一夜，我抽了半条春城牌香烟，来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去。
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
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
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
对我年轻时的品行，我的小学老师有句评价：蔫坏。
这个坏字我是不承认的，但是“蔫”
却是无可否认。
我在课堂上从来一言不发，要是提问我，我就翻一阵白眼。
像我这样的蔫人都有如此强烈的救世情结，别人就更不必说了。
有一些同学到内蒙古去插队，一心要把阶级斗争盖子揭开，解放当地在“内人党”
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
其结果正如我一位同学说的：我们“非常招人恨”
。
至于到缅甸打仗的女同学，她最不愿提起这件事，一说到缅甸，她就说：不说这个好吗？看来她在缅甸也没解放了谁。
看来，不切实际的救世情结对别人毫无益处，但对自己还有点用——有消愁解闷之用。
“文化革命”
里流传着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两个红卫兵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国，“战友”
为了掩护“我”
，牺牲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
这当然是瞎浪漫，不能当真：这样随便去攻打人家的总统官邸，势必要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解放的欲望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圣雄甘地、我国的革命先烈，他们是真正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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