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先生的《代价论》在哈佛燕京丛书里出版了，书在手边放了很长时间都没顾上看——我以为如果没有精力就读一本书，那是对作者的不敬。
最近细看了一下，觉得也夫先生文笔流畅，书也读得很多，文献准备得比较充分。
就书论书，应该说是本很好的书；但就书中包含的思想而论，又觉得颇为抵触。
说来也怪，我太太是社会学家，我本人也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但我对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越来越觉得隔膜。
这本书的主旨，主要是中庸思想的推广，还提出一个哲理：任何一种社会伦理都必须付出代价，做什么事都要把代价考虑在内等等。
这些想法是不错的，但我总觉有些问题当做技术问题看比当原则问题更恰当些。
当你追求一种有利效果时，有若干不利的影响随之产生，这在工程上最常见不过，有很多描述和解决这种问题的数学工具——换言之，如果一心一意地要背弃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自然可以提出很多的原则，但这些原则有多大用处就很难说了。
中庸的思想放在一个只凭感觉做事的古代人脑子里会有用——比方说他要蒸馒头，记住中庸二字，就不会使馒头发酸或者碱大。
但近代的化工技师就不需要记住中庸的原则，他要做的是测一下PH值，再用天平去称量苏打的分量。
总而言之，我不以为中庸的思想有任何高明之处，当然这也可能是迷信分析方法造成的一种偏见。
我听到社会学家说过，西方人发明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今后我们要用中国人发明的整合方法做研究；又听到女权主义者说，男人发明的理性的方法过时了，我们要用感性的方法做研究。
但我总以为，做研究才是最主要的。
《代价论》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有些问题带有专门性我不便评论，但有一章论及乌托邦的，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
“乌托邦”
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
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
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
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极不妥之处。
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
近代思想家对它多有批判，郑先生也引用了。
但他又说，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
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
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
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
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
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
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实现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
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从郑也夫的《代价论》扯到乌托邦，已经扯得够远的了。
下一步我又要扯到圣贤身上去，这题目和郑先生的书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讨厌乌托邦的人上溯它的源头，一直寻到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然后朝他猛烈开火攻击。
中国的自由派则另有攻击对象，说种种不自由的始作俑者。
此时此地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个自由派，但我觉得这种攻击有些道理。
罗素先生攻击柏拉图是始作俑者，给他这样一个罪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读了理想国，胸中燃烧起万丈雄心，想当莱库格斯或一个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总是使他们误入歧途。
这话我想了又想，终于想到，说理想国的爱好者们爱好权势，恐怕不是不当的指责。
莱库格斯就不说了，哲人王是什么？就是圣贤啊。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5期《博览群书》杂志。
发表时题目为“《代价论》与乌托邦”
，文字与本篇亦有不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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